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统计信息显示，2015年全国有246个大、中城市公布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，这些城市的生活垃圾产生量总计约为1.86亿吨。而这个数字也只是“冰山一角”，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2010年统计，我国每年生活垃圾产生量约达4亿吨，且城镇生活垃圾还在以每年5%至8%的速度递增。

在公布相关信息的城市中，北上广的生活垃圾产生量“毫无悬念”地位于前列；此外，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同样产生着大量的生活垃圾。

随着“垃圾围城”问题的日益严重，垃圾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公众身体健康的危害已经显现。我国在垃圾清运、处理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缺口，部分城市对于生活垃圾甚至仅仅是在市郊露天堆放，对大气、土壤、水体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；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，产生有毒物质威胁居民健康。值得关注的是，“垃圾围城”不仅是城市病，而且正在向农村地区蔓延。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农村生活垃圾日益增多，相关研究表明，农村平均每人每天产生生活垃圾0.8千克，按照2015年底全国6亿农村常住人口测算，我国每年产生农村生活垃圾1.75亿吨。同时，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，全国58.8万个行政村中，实行生活垃圾处理的仅21.8万个，且大量的农村生活垃圾只是简单地一埋了之或一烧了之。　

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，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，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、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，更能使宝贵的自然资源得到重复利用。保守估计，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。

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。早在2000年，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桂林、广州、深圳、厦门就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，然而十多年过去了，效果似乎并不明显，相关调查显示，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的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效果。

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有待于公众的公共意识提高，垃圾分类作为一种新习惯、新素养，公众需要在生活中不断适应、反复习得，才能内化为一种素质，外化为一种习惯；另一方面，在推广垃圾分类的过程中，政府也需进一步有所作为，引导、帮助公众养成垃圾分类意识。现阶段，尽管很多地方都推出了相关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，但有法不依、执法主体缺位、执法程序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，导致执法力度不够。

谈到垃圾分类的话题，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日本，日本用了40多年的时间将垃圾分类的方法逐步细化，目前可以说是已经把垃圾分类进行到了“极致”。日本的垃圾分可燃、不可燃、资源垃圾等类别，其中资源垃圾又细分为纸张、塑料、玻璃、金属等，家中的各类生活垃圾会在每周的不同日子里进行回收。日本各地对垃圾分类的具体规定稍有差异，但基本上都细分到10种以上。

从幼儿园开始，日本的学校就会教孩子识别商品包装上的各种符号，了解这些包装分属哪类垃圾以及如何丢弃，并请家长督促孩子们实践垃圾分类，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；除了宣传教育之外，法律规范也是重要的一环——日本的《废弃物处理法》规定，胡乱丢弃废弃物者最高可被处以5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60万元）。在日本很多地方的街头还贴着宣传画，警告不法丢弃垃圾者可能遭到何种处罚，并要求公民如发现乱丢废弃物者，立即向有关部门举报。

看似繁琐的垃圾分类，给日本带来了丰厚回报。通过垃圾分类，日本年处理垃圾量大幅减少，有效地解决了“垃圾围城”的问题；垃圾分类后，可再生资源被分类回收，不可再生的垃圾则被埋藏或焚烧发电，例如电子产品会被解体以回收其中的贵金属等可用资源，废弃食用油被加工制成生物燃料。

此外，《方案》中要求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于2017年底前制定出台办法，细化垃圾分类类别、品种、投放、收运、处置等方面要求。《方案》提到了三个分类：有害垃圾、易腐垃圾、可回收物。

有人将垃圾称为“放错了位置的资源”，垃圾分类则能让这些“资源”真正被有效地利用。诚然，垃圾分类的推广是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，但只要从现在做起、从每个人做起，就为时不晚。（据新华网）